岁月似乎对佘之祥特别优待。

即将进入人生的第90个年头，佘之祥身板硬朗、思路清晰，并依然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工作状态。除了周末，他几乎每天到办公室工作五六个小时。上个月，他在甘肃平凉参加了一次支教活动，住在90元一天的小宾馆里，自己做ppt给三个村的小学生上课；再过几天，他要去大连参加学术会议，在手机上，他熟练操作订票软件给自己购买往返机票，因为已经退休多年，有些费用由他自己支付。

周围人赞叹，说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二三十岁。但佘之祥摆摆手，笑着说他的黑发是染过的，牙齿也有假的。关于真和假，佘之祥有着科学家的严谨判断。2019年，他曾经去甘肃平凉调查乡村振兴，当地政府接待并安排了行程，但之后两次他还是选择跟着支教团队走，“不麻烦地方接待，我要自己去村里访问，找村主任和农民聊聊天”。

(资料图片)

这是佘之祥一贯的工作风格。1956年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重点研究农业资源和生产力布局，往往一次出差就是半年多。那时候条件艰苦，他和同事们需要自己带着行李上大卡车，这练就了他快速打铺盖的技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佘之祥在苏州调研中发现不同农村的亩产悬殊，为了弄清楚农业生产的家底，他组织力量开展土地详查，弄清了缘由，并推动了江苏全省的农业土地资源详查。在参与上海经济区研究工作后，佘之祥又将目光聚焦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经济带，亲身经历了长三角这些年的岁月变迁。

佘之祥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但摆放得整整齐齐，谈到关键问题时，他起身在书架上翻找，总能很快找到当时撰写的论文和各种报告。在这些资料的佐证下，那些模糊的往事逐渐完整清晰起来，长三角的一些发展脉络也随之显现。

“这些年，关于长三角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口号，但不是喊喊口号就能成功，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通过一件一件事情才能做出来。”翻看着多年前的资料，佘之祥这样说。

莫干山会议

过去了近40年，佘之祥还记得莫干山会议上那股强烈的硝烟味。

1984年7月，佘之祥受邀参加在莫干山举行的太湖治理论证会，会议召集人是当时担任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的王林，时任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也参加了会议。

此前，佘之祥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一开始，王林在一个小会议室分别听取来自上海、江苏、浙江三地的领导及水利部门负责人的汇报，随后所有人再一起开大会，交换意见和讨论。

“这是为了充分听取各方意见，让大家敞开谈，如果同时在一起汇报，恐怕互相都有戒备。”佘之祥解释会议安排的深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太湖水利矛盾曾被形容为“哥德巴赫猜想”，要想解开矛盾，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佘之祥此前长期研究太湖地区的经济地理与农业地理，深谙其中门道，但到了会场，冲突依然超过了他的想象。开会时有一位水利局长在汇报中加了一句，“钱部长也是这么看的”，当即被钱正英打断，“不要提我，你们自己说自己的情况”。

太湖平原水网纵横，地势较低，往往因台风和梅雨的影响，洪涝灾害频发。此前参加太湖水土资源研究时，佘之祥就注意到：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为扩大面积，盲目围湖造田，导致河湖面积缩小；另一方面，原来地势低洼的圩田地区，由于加固圩堤、加强机电灌排，排水能力已大大提高，一旦发生洪涝，便会向堤外与河湖排水，将造成外河与湖泊水位猛增，致使城市和交通受到严重威胁。

这是一个老问题，为何迟迟没有解决？一大难点在于各自为政，而治水责任又无法以行政区域划分，边界处矛盾不断。早在1959年，沪苏浙就试图商定一个统一的治水规划，终因行政区划分割而不了了之。

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太湖流域水土资源及农业发展远景研究》一书中，佘之祥团队预测：在今后10多年间，太湖流域将是一个相对湿润的时期，并在1994年前有可能发生一次汛期，降水量接近1954年的特大洪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事后证明这一预测是有价值的，1991年太湖流域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造成了巨大损失。

警钟已经敲响，但在莫干山会议上，各省代表依然互相指责，各讲各的难处，并提交了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案。面对这种情况，在讨论时佘之祥提出：“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水利环境和共同的治理方案，即使一个最不好的方案也比没有方案要好。”

那次会议一共开了8天。王林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我的革命历程》中，记录下这次会议即将结束时各方的表态——浙江省副省长沈祖伦说：“今后经过论证比较，说明我们原来的看法，似乎比较起来是不那么可取的话，我们准备放弃自己的看法。”其他省市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和看法。

根据《解放日报》报道，也是在那次会议上，王林宣布国务院已正式批准成立太湖流域管理局，全面管理太湖流域水利工作，并直接掌握全局性工程的控制运用。一直到1987年，一个两省一市共同接受的综合治理方案终于获批。

佘之祥参加长三角相关学术论坛

上海经济区

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浪潮势不可挡。在长三角，跨区域的上海经济区获批成立，随之引发的区域经济讨论，轰轰烈烈。

莫干山会议召开前，佘之祥已经参加了数次学术界关于上海经济区的理论讨论会，会上一致认为，设立上海经济区很有必要，并希望能以此为契机，通过市场经济带动区域发展。在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中，佘之祥利用所里地图室同事专门绘制的一幅三四米长、一米宽的长江流域地图，详细解释了上海经济区与长江经济带的关系。

当时，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设在汉口路上的扬子饭店。“就在靠近外滩的地方。”佘之祥第一次去拜访时，他看到饭店整层楼已经全部改成了办公区域。

最初，上海经济区的范围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共10个城市。在相关的会议上，佘之祥能感受到，各城市的积极性都很高，来参会的通常是分管副省长和部门一把手，各部门也在非常认真地做事情。一起讨论时，10个城市都表达了欣喜之情，觉得可以以此为契机互相合作，共同面对未来发展。

在规划办公室，佘之祥注意到，工作人员的级别都很高，年纪也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国务院的一项意见：“有一些60岁左右的司局长、副部长，身体好、能力强的，可以抽调一些参加这个工作。”当时50岁出头的佘之祥在其中还算是“年轻人”。

在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中，大家平等相处，交流氛围轻松。要找王林并不困难，各小组组长的办公室更是可以随便进。此时，上海经济区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规划办”的工作人员很乐意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并欢迎学术界配合他们做一些探索和调查。

“大家像朋友一样，很融洽。”佘之祥回忆，他的一位同事被推荐到“规划办”，王林向他询问情况。佘之祥介绍说，这人有能力、工作灵活，是上海人。王林笑着说，上海人是比较灵活一点。

但时间一长，上海经济区的范围一扩再扩，先是从10个城市扩大为沪苏浙皖，之后又扩至江西和福建，几乎成了“华东局”。佘之祥明显感觉，各个城市的积极性在下降。到1988年6月，国务院撤销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

“这种扩大固然有实践过程的许多因素，其中地方行政领导的意愿也是关键，但经济区的扩大同样缺少理论依据，这对于经济区的存在与发展是不利的。”在一篇名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由来和发展》的文章中，佘之祥这样写道。他的实际感受是，因为省一级直接参与进来了，长三角各个城市反而觉得没有发挥的空间。佘之祥认为，这是参与城市积极性下降的主要原因。

佘之祥接受记者采访时展示相关资料。 陈抒怡 摄

经济区还是行政区

1988年，上海经济区撤销的消息传来，让佘之祥深感意外。当时，他正在参与上海经济区的部分规划，若编写完成，将成为长三角区域首个规划，可惜如今这个规划连文本都找不到了。

一直到2009年，佘之祥还在撰写文章，分析撤销上海经济区的实质原因是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未能调整或未能创新改革的情况下，经济区和行政区的利益矛盾冲突难以解决。

在上海经济区大量的协调工作中，佘之祥发现，当区域利益相同时，工作就比较容易联合推进。比如，在能源、电力建设和交通方面的协调容易取得进展。但当涉及行政区的地方利益时，一些矛盾就难以解决。比如，产业同构和大型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的问题是上海经济区的主要问题，要调整产业结构势必关停某些企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当时，有关专家提出以整个经济区为单位，进行新一轮的产业配置和城市分工。但这样的话题，一拿到经济区的省市长联席会议上讨论，便会引来一致的反对声，使之寸步难行。

“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经常处于各种地方利益关系的中心，体制机制未改，靠规划办来协调几个大省市之间的利益，显然力不从心。”佘之祥得出这个结论。

不过，即便上海经济区撤销，其效应已经像石头落入水中，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波纹。

1986年，在国家体改委、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和江苏、安徽两省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南京区域经济协调会成立，范围覆盖南京、合肥、南昌等18个地市。1990年，由佘之祥团队承担编写的《南京区域经济联合发展规划》获得通过，1997年，团队又编写了《南京经济区域跨世纪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

此后，不少长江中上游的城市来向佘之祥“取经”，希望能在当地形成类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学界认定，南京区域经济协调会是南京都市圈的前身，为南京都市圈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今，再次翻开这些纸张已经泛黄发脆的规划文件，佘之祥颇为感慨：“我们在经济地理研究区域方面的一些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说，在上海经济区，规划工作的重点包括能源、交通、外贸、旅游等，在南京经济区的规划中，这些重点被再次提及。当时定下的规划编写原则有“发挥优势，互利互惠；形成网络，加强协作；分清缓急，项目带动；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今看来仍不过时。

此后，佘之祥的研究依然聚焦长三角。20世纪90年代，他主持中国科学院区域开发前期研究项目“长江三角洲水土资源与区域发展”，1999年，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点项目“长江三角洲的水土资源环境演变与调控研究”，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中科院上海分院、南京分院组织的长江三角洲可持续发展综合研究。规划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让他得以穿梭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更客观地分析长三角区域合作中遇到的种种掣肘。

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可以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比如当时在莫干山会议中激烈争论的议题，如今在长三角还能看到。再比如，直到现在，长三角产业同构的现象依然突出，重点产业优势互补、协调联动、错位发展的成效还不够突出。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还是条块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互相分割。

换个角度看，尽管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如今长三角遇到的种种问题，或许依然可以从这些并不算遥远的历史中找到一些启示。

2008年，佘之祥曾撰写文章分析长三角是经济区还是行政区，在文章中，他提到长三角所经历的改革开放30年，正是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时期。一方面，由于长三角经济区的客观存在，使这一地区快速发展，内部经济联系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区域内部行政区划的体制作用力仍然很强，区域一体化经常出现不少难以协调的问题和困难。

最近两年，推动长三角“从行政区经济走向功能区经济”的呼声热烈起来。佘之祥盼望着这样的变化来得更猛烈一些：“只要遵循科学的规律，实事求是，相关部门敢于突破、敢于担当，总能做成。”

栏目主编：孔令君

文字编辑：孔令君

本文作者：陈抒怡